2024年1月18日18：30，js3333线路检测中心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工作坊在10幢508教室举办了读书分享会。中心负责人李长伟教授，中心老师舒志定教授、王燕红副教授、王贤德副教授、陆韵副教授以及2022级和2023级教育学原理与教育硕士参加了本次读书会。

 本次读书会由邢佳瑜同学主持，刘念雨同学作为领读人，李玲玉同学作为与谈人，围绕鲁斯·本尼迪克特的《菊与刀》进行主题汇报与交流讨论。刘念雨同学首先简要介绍了本书的作者，文化人类学家鲁斯·本尼迪克特与正值二战尾声的特殊写作背景，长于田野调查的本尼迪克特受于美日交战状态所限，无法去日本进行本土调查，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开展研究。随后阐述了本书的主要内容。第一，日本人遵守“各得其所，各安其分”的等级行为规范。特权阶层虽掌握一定特权但必须对下层阶级负责，借此日本各阶层利益均得以保证，故社会反而稳定。第二，“恩”作为日本人的情感纽带。“恩”的含义微妙，可以从“负恩”和“报恩”角度理解。负恩，即对恩情有亏欠，随即引出“报恩”，也即义务的、无条件的回报恩情。“恩”在日本体现为两方面，分别为受父母之恩和受天皇之恩。第三，“情义”是日本人行为的准则。其可分为对社会、对名誉的情义，前者指向对近亲的情感义务，后者体现为个人不使名声收到玷污的行为。而后，她介绍了书中的教育思想。指出日本的儿童教育同样渗透等级观念，并且具有不连续性，表现为儿童在幼儿时期可以享受快乐时光，但入学后就必须遵守等级规范。最后，刘念雨对日本与各国的精神、情感进行比较，提出日本文化作为东亚文化分支，与西方文化的不同点根源于前者是一种耻感文化，精神与道德的他律，后者是罪感文化，精神与道德的自律。

 李玲玉同学就自己对于本书的阅读体验进行分享，她认为日本人在教育中更重视道德教育的内化。这样的道德教育是心灵教育和感性教育，注重对生活的态度的培养。徐俊亮同学以恩情为视角看待中日传统文化的差异，认为日本传统文化中的“孝”是债务，外部压力是孝文化的驱动力，中国孝道从对象上看是整个家庭或家族群体，行孝是出于子女的真心实意而非受外界规则要求所迫；日本传统文化里天皇是高于一切道德准则和法律，反观中国，“忠”是建立在君主“仁义”基础上的忠，强调的是一种相对关系；日本文化中“仁”不与天皇制度相融合，天皇站在了整个道德体系的最顶端，因此在其日常生活中，奉行的最高道德准则是“耻”观念，强调他律性道德，中国儒家文化里“仁”是最高的品德，具有最大普世价值。邹延龙同学从日本天皇神格的角度出发，解释日本本质是一个宗教国家，等机制在社会中内化为人们的名誉感，只有不破坏等级，不干扰他人的人才能得到尊重，又提出日本过三代而不祭的传统来印证上下级之间的关系。杨鲁南同学根据书中提及日本社会中的存在“外部凝视”提出观点，认为日本的文化存在于社会关系中，故对于未进入和退出此类关系的幼儿和老年人来说，则无需遵守规范。

 舒老师认为本书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思考与学习，认为书中日本文化对儿童成长的影响教育体现了“以文化人”的理念，也体现了文化层面的家校合作。陆老师认为从本书在日本的广受好评，可以看出本书的研究方法具有可行之处，对我们的启示在于，当我们展开研究时，诗歌等感性的文学作品作为资料同样具有研究价值，重视以文字形式展示的资料可以成为质性研究的文本分析的途径。王老师从书中关涉教育的章节中展开思考，就文化对教育的影响以及中国当下的“内卷”现象是否反映了某种文化模式提出疑问，与老师与同学们共同讨论。李老师首先指出本书引入我国时引领了一场对文化类型的研究潮流，但对于文化是否可分仍需思考。随后他提到中日两国不同于西方，前者在看待人时把人置于等级关系中，但后者尤其是在康德之后，理性有了自我的意志，更强调个体性。中日两国文化的异处在于中国重视家的意识，民族意识较少，其直到抗战才被唤起，而日本的等级则过于森严，民族意识也较强。中日两国都存在诉诸于情感体验的耻感文化，但文化在当今的中国其逐渐淡褪，这样的趋势对于今天中国的教育的影响也许是需要我们反思的。

 最后，邢佳瑜同学对此次读书会大家的观点进行总结。此次读书分享会圆满结束。